哈耶克批判唯科学主义方法论，认为它存在三大谬误：过度推崇客观主义、集体主义和历史主义。在社会实践中，社会工程成为了这一思想的具体应用范例。他提倡转向主观主义、个体主义和综合性的研究路径来推进社会科学研究。ChatGPT、Sora、Midjourney等作为当前科技发展的产物，展现了一种新型的方法论混合体，它摒弃了哈耶克所反对的集体主义和历史主义，保留了客观主义，同时融合了哈耶克所推崇的个体主义和演化主义。ChatGPT所展现的自发秩序特征尤为显著，这体现在智能的自发涌现、经济秩序的间断均衡以及大模型引发的涌现性垄断等方面。尽管ChatGPT的发展形成了一种自发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哈耶克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因为它可能导致大模型垄断的问题。阿特曼的乌托邦社会工程理念，旨在构建一个赛博乌托邦，其中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全人类。他强调全民基本收入，这背后可能蕴含了对未来发展的全面思考、对技术潜在风险的担忧以及商业策略等多重因素。然而，尽管阿特曼提出了这一宏伟蓝图，但在实际执行中，其方案存在着明显的思维断层。随着ChatGPT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一种新型的奴役形态，即算法和机器对人类的主宰。但与此同时，ChatGPT也似乎为我们描绘了一条通往新型自由的道路。因此，如何在技术进步的同时，通过制度化的力量来驯服技术，确保人类能够进入一个基于科技但更为理想的社会状态，成为了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ChatGPT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究。笔者认为，ChatGPT在多个层面上都体现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工程技术。众所周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其著作中对社会工程持有批判态度，他视苏联的计划经济为社会工程的典型代表，认为其过度强调了人为控制和预测，而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性和自然发展的规律。然而，ChatGPT所展现的社会工程样态，与哈耶克所批判的传统社会工程截然不同。ChatGPT作为一种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的人工智能模型，它能够在海量信息中自动学习和生成语言，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人类的智慧。这种新型的社会工程技术，不仅推动了科技领域的进步，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为了更全面地理解ChatGPT的本质，本文将借鉴马克思和哈耶克的思想资源，对ChatGPT的演进、其引发的社会自发秩序以及山姆·阿特曼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等乌托邦社会工程问题进行深入讨论。马克思对于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以及哈耶克对于社会工程和自由市场的独特见解，都将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思想工具。在ChatGPT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ChatGPT的演进之路，究竟是会导致一种新型的奴役，还是能够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自由的未来？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关系到技术的发展方向，也关乎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因此，本文将尝试从多个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以期为我们理解ChatGPT的本质和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一、唯科学主义下的误区与风险哈耶克对社会工程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指出它建立在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之上。他强调，社会科学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但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样性。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哈耶克明确指出，尽管唯科学主义的野心主导了社会研究，但它对理解社会现象的贡献微乎其微。哈耶克并非反科学，而是反对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过度应用于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他强调，科学追求知识真理，而工程则注重问题解决。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容易陷入将人矮化甚至动物化的风险，这实际上是对人的贬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也对唯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过度强调理性可能导致主客体分离和人的异化。哈耶克同样担忧，唯科学主义下的社会科学将人视为数字化的单元，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鲜活性。哈耶克的这些观点得到了卡尔·波普尔的共鸣，波普尔同样强调对历史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批判。在ChatGPT等新型社会工程技术不断涌现的今天，我们更应警惕唯科学主义的陷阱，尊重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寻求更加人性化和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二、哈耶克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关键立场：在批判唯科学主义后在深入批判唯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哈耶克为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立场。首先，他主张以主观主义对抗客观主义，强调使用更加人文和质性的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而非过度依赖量化方法。哈耶克认为，盲目地将量化手段应用于不适合其特性的领域是一种错误。其次，他倡导以个体主义取代集体主义，警告集体主义可能导致的个体能动性的丧失和非理性行为。哈耶克认为，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忽视了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最后，他建议用综合方法取代历史主义，强调社会研究应该基于社会演进的自然秩序，而非单纯追求历史的客观结构。哈耶克所说的综合方法，更多地关注社会力量在特定时刻的自然涌现，即所谓的“自发秩序”。他认为，社会秩序如同复杂化合物，是由个体“自己排列成拥有特定特性的结构”。哈耶克将社会工程视为唯科学主义在社会中的典型应用，特别是指向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他批评了这种外在力量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计划，认为计划的基础在于计算，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其数学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然而，ChatGPT技术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哈耶克观点的新视角。ChatGPT作为一种结合了哈耶克所主张与批判内容的新型社会工程技术，其本质是一种新型计算技术，基于大语言模型发展而来。ChatGPT的技术基础是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如Transformer模型，这些算法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ChatGPT技术的发展不仅体现了计算技术的进步，也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契机。三、ChatGPT引领新型社会工程革命ChatGPT，作为Transformer模型下的新分支，其独特之处在于对解码路径的强调。与此同时，谷歌推出的BERT模型则侧重于编码路径，两者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领域的两大技术方向。ChatGPT技术堪称人工智能算法的一次重要进展，它不仅能够将人类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转化为可进行通用计算的“权证”，这一过程被称为权证化。为了形象地理解这一过程，可以想象文字由字母组成，单词构成句子，句子再组成段落，而ChatGPT技术正是将这些段落文字视为一个长字符串序列，利用这种序列特征进行通用计算。ChatGPT技术的核心在于其“根据上文预测下文”的语言概率模型，该模型基于统计学的概率原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ChatGPT不仅能够处理文本数据，还能将图片等多媒体信息转化为类似的长字符串序列，从而实现对多种模态信息的通用计算。ChatGPT技术的突破离不开算法、算力和数据的支持。Transformer模型本身就是算法的体现，而ChatGPT技术的核心正是这一算法。同时，实现ChatGPT技术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持，如OpenAI的ChatGPT模型在预训练时使用了上万块英伟达A100显卡。在数据方面，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ChatGPT生成高质量回答的基础。因此，目前英文语料库在知识水平和质量上相对中文更具优势，这也是国内大模型在语义理解和内容生成方面与ChatGPT系列存在差距的原因之一。简而言之，ChatGPT技术代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新进展，它在新计算技术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新型社会工程。ChatGPT技术中的“G”代表生成智能，它并非直接从人类知识库中摘取信息，而是对人类知识进行转化和再生成。ChatGPT技术将个体知识权证化，并在人类提问的基础上生成大量知识，为社会提供服务，从而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知识水平。ChatGPT就像一个社会大脑，个体可以接入其中获取知识和能力。这种新型社会工程结合了哈耶克的个体主义和演化主义观点，同时保留了客观主义特征，摒弃了集体主义和历史主义，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工程技术形态。ChatGPT技术的颠覆性创新，正如其技术基础所显示的，是计算的结晶，这一点与社会工程学的客观主义理念不谋而合。然而，将其定义为新型的社会工程技术，则更多地凸显了哈耶克所倡导的个体主义精神。这里的个体主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而是更接近于一种精英个体主义，或尼采所指的“超人主义”。ChatGPT的诞生，是OpenAI团队中一小群核心成员共同努力的成果，包括创始人兼前CEO阿特曼、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凯弗、现任CEO格雷格·布罗克曼和CTO米拉·穆拉缇等。OpenAI的核心团队规模并不大，不超过100人，这意味着这项社会工程并非依靠大规模社会动员实现，而是由一群精英个体共同推动的。同样，在文字生图领域，Midjourney和Stable Diffusion两家企业也展现了类似的精英个体主义特征。尽管Midjourney的成员数量仅为11人（包括4名在校本科生），但其年收入预计高达1亿美元，并在该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案例都说明，颠覆性技术的诞生并非依赖于庞大的社会力量，而是少数精英个体的智慧与努力。ChatGPT技术的这一特点与哈耶克的个体主义思想相契合，但也有所不同，因为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精英个体主义。此外，ChatGPT技术的成功也反映了反历史主义的突破，其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和“上文预测下文”的概率模型，展现了一种基于演化主义的涌现现象。当模型的参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智能便自然涌现，这正是复杂科学中“伸缩法则”的体现。这种智能的涌现，为我们揭示了智能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也为我们理解复杂系统的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四、大模型垄断：ChatGPT演进下的自发秩序哈耶克在其著作中深刻阐述了自发秩序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自然生成的秩序是最佳状态，强调了在无人为干预下自然演进的力量。正如他在书中所述：“人类并未刻意设计这一过程，而是在其形成后才逐渐认识到其存在。”哈耶克的这一观点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相契合，反对大规模计划和国家干预，主张在自然状态下演进和生成。这种思想在中国道家哲学中也有体现，如《道德经》中提到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强调了一种非干预、任其自然发展的态度。ChatGPT技术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这种自发秩序的特征，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智能的自发涌现。大模型中的智能出现，如同复杂科学中的涌现现象，难以用简单的因果关系解释。当模型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智能便如同奇迹般涌现，这并非人为计算和规划的结果，而是复杂系统在达到临界值后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涌现不仅体现在模型效果的显著提升上，也表现在思维链等技术中，大模型在引导下能够展现出之前不具备的复杂推理能力。2，经济秩序的间断均衡。ChatGPT技术作为新一轮创新的“奇点技术”，正在推动数字经济秩序从稳态向非稳态转变。它正在撬动各个产品和部门的改革，如微软通过ChatGPT技术重新改造Office系统，实现全线接入ChatGPT模式。国内互联网大厂也紧随其后，如阿里发布“通义千问”模型，并宣布将线下业务全面接入大模型。这一变革将打破传统互联网生态中的核心架构，如搜索业务将从用户选择转变为直接生成确定答案，自然语言对话也将能够直接接入各类应用。这意味着数字经济长期形成的稳态结构正在被打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非稳态时期。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快速适应并抓住大模型特征的企业将在经济秩序重组中获得先发优势。3、全民基本收入：阿特曼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愿景哈耶克和波普尔等思想家曾严厉批判乌托邦社会工程，指出其潜藏的集体主义和历史主义谬误。然而，OpenAI的创始人阿特曼却提出了一个别具一格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设想。有趣的是，这种设想与“马斯克悖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在言语和行动上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双重身份。“马斯克悖论”指的是马斯克这位人工智能的重要推动者，却时常宣扬人工智能的潜在威胁。阿特曼，作为马斯克的好友，同样在实践着这种悖论。OpenAI的创立初衷，旨在避免人工智能对人类造成不利影响，然而其背后的技术革新本身也可能成为“末日制造者”。这种悖论反映了硅谷精英们在面对未来技术时既作为“末日准备者”又成为“末日制造者”的复杂身份。与马斯克不同，阿特曼在OpenAI中扮演的是未来设计者和精神领袖的角色。他的核心团队成员各具特色，如格雷格·布罗克曼负责技术实现和推进，穆拉缇以其独特的人文视角引领产品设计，而苏茨凯弗则是技术的核心推动者，拥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工程实践经验。阿特曼在2021年发表的《万物摩尔定律》一文中，表达了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充裕效果的乐观态度。他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计划——对资本征税，并将所得直接分配给公民，使每个人都成为股权所有者，并从中受益。阿特曼认为，这是改善资本主义、实现全民基本收入的最佳途径。这一设想体现了阿特曼对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独特理解，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和制度创新，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充裕的未来社会。尽管面临诸多争议和挑战，但阿特曼的愿景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未来社会的新视角。马克思曾警示，垄断所带来的利润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表现。而ChatGPT等大模型技术，凭借其强大的整合能力，将搜索、支付、购物等多功能整合于单一对话框内，其横跨产业链与产业的特性，使得领先的大模型公司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潜藏着巨大的垄断风险。然而，面对这一挑战，我们不得不深思：如何更好地分配这些由大模型产生的超额利润，以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分配秩序？否则，大模型垄断可能催生的大量“被剥夺者”可能会对大模型企业产生愤怒，进而引发难以弥合的社会撕裂，最终导致社会秩序的动荡。阿特曼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而展开。其核心在于，希望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能够被全人类共享，推动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一个基于土地和公司股份全民共享基础的赛博乌托邦。阿特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资本精英或商业领袖，他更像是一个深思熟虑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真正思考者。为何阿特曼如此强调全民基本收入？这背后可能有三重动机。首先，是对未来发展的整体性思考。像许多西方商业精英一样，阿特曼具备一种整体思考的习惯。他认识到，只有对人类未来的整体发展趋势形成深刻的认知，才能设计出引领时代的产品。其次，是对技术强大效应的内心恐惧。作为走在技术前沿的商业精英，阿特曼及其团队对技术的理解深刻且敏锐。他们意识到，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巨大改造效应，既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可能伴随未知的风险。这种内心的恐惧促使他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全民基本收入等社会问题，以确保技术的正向发展。最后，是企业发展的商业策略。ChatGPT等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如工作岗位的冲击和知识秩序的变革，都需要国家层面的整体性应对。阿特曼提出全民基本收入的策略，或许正是为了在企业发展中寻找一种制高点，以应对这些潜在的社会挑战，同时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五、ChatGPT之路：是奴役的阴影还是自由的曙光？若哈耶克目睹ChatGPT技术的崛起，恐怕他同样会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ChatGPT技术，这一融合了自由主义与社会工程的复合体，展现出了强烈的自发秩序特征。无论是智能的涌现还是新经济秩序的成形，都似乎是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而非计划与集体意志的结晶。美国的政府部门并未对其进行明确规划，而其进展却远超科学家们的预期。例如，机器学习领域的先驱辛顿曾预计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需要30至50年，然而ChatGPT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他改变了这一看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技术突破并非来自庞大的社会工程，而是源自一个不到百人的精英团队。这种精英个体主义的思路与哈耶克所主张的个体主义自发秩序和演进逻辑不谋而合。然而，ChatGPT及其带来的通用大模型，最终却导向了哈耶克所批判的社会工程。ChatGPT就像一只“双头怪兽”，一方面源自自由主义的土壤，另一方面却可能导致一种量化的社会工程。阿特曼所提出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亦呈现类似特征。他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而在大模型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自由主义的影子。然而，随着这一社会工程的推进，全民基本收入的提出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念。哈耶克的思想虽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但其中也包含了有限保障的概念，这与阿特曼的全民基本收入有着某种契合。那么，在ChatGPT技术的引领下，人类社会将踏上奴役之路还是自由之路？首先，我们需警惕新型奴役的可能性。这种奴役不再是传统的暴力胁迫，而是通过算法和机器对人类的隐蔽控制。大模型技术的强大能力可能会使人产生幻觉，将其视为无所不能的存在，从而沦为技术的附庸。这种技术对人的压迫可能体现为对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剥夺，使人沦为“动物化的劳动者”，甚至失去作为劳动者的身份。在ChatGPT技术的浪潮中，我们既要看到其带来的自由和便利，也要警惕其潜在的奴役风险。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平衡技术发展与社会公平、如何确保人类的主体地位不被技术所剥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ChatGPT之路上找到真正的自由曙光。从另一个维度审视，ChatGPT似乎也在描绘一条新颖的自由之路。ChatGPT代表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这一飞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物质与精神商品极大丰富后的自由人联合体状态相呼应。在这种图景中，个体实现了真正的自由与全面解放，联合体则为个体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与支持。在ChatGPT技术的影响下，人类的未来呈现出一幅既令人着迷又充满困惑的画卷。人类似乎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技术的演进背后汇聚了诸多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国家间的竞争更是让这些力量无法轻易停歇。然而，与此同时，所有的参与者对于人类未来的景象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因此，如何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利用制度化的力量驯服技术，引导人类步入一个基于科技更为理想的状态，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议题。这不仅是对我们智慧的考验，更是对未来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六、结语ChatGPT技术可被视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工程，它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强烈的哈耶克演化主义特征，但最终却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哈耶克所严厉批判的社会工程范畴。哈耶克担忧的是，社会工程所代表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可能导致对人的贬低。在这一点上，哈耶克的人本主义关怀与马克思的某些主张产生了共鸣。ChatGPT技术的演进充满了涌现性特征。其智能的核心在一定规模上自发形成，技术的革新也引发了经济秩序的新一轮调整。这一切变化都似乎遵循着自发秩序的逻辑，但最终的导向却指向了哈耶克同样反对的新型垄断格局。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理论。要克服这些问题，仅仅依赖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是不足够的。此时，马克思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有趣的是，阿特曼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社会工程设想，似乎试图在马克思与哈耶克的理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他一方面希望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潜力，推动社会生产力达到新高度；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通过全民基本收入和政府介入来确保社会的相对公平。然而，阿特曼的设想虽然富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在具体实现上仍面临诸多挑战。为了将通用大模型真正发展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我们需要重新引入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以填补其中的思维断裂。哈耶克关于奴役之路的警告，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自己可能沦为算法和机器的附庸的风险。因此，在马克思关于自由联合体思想的指导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既公平又自由的社会环境，为每一个个体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提供具体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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